去道德化时代的暴力崇拜

在官僚传统上，政府成立的目的就是方便掌握权力的官僚集体掠夺民众。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曾用过暴力、胁迫、强制和大屠杀等手段来捍卫这一体制。但是政府首先使用的“防卫”手段却是无穷无尽的谎言——关于它所谓的善行、无私、英雄主义和伟大之处，还有关于民间社会“堕落”、“庸俗”和“罪恶”的批判。甚至某个统治者自称永远伟大正确光荣。

因此传统的政府基于自身利益，会极力取消反对派或反对党，以消除竞争保持垄断，将质疑者和挑战者污蔑为“反动派”或者“反革命”，甚至对其彻底妖魔化。政府正是以一种处心积虑营造起来的道德优势来压制民间社会的权利反弹。

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本身具有强烈的去道德化色彩，道德作为较高社会理想被彻底虚化，与此同时，法律作为社会的最低理想，或者说社会底线，被置于刚性的、唯一的、公平的、明确的、不可挑战的最高权力位置。也就是说，法律成为唯一公认的、可执行的社会准则。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将近10年，虽然已经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全球主要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欧洲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法律制度的极度不完善。立法司法完全依附于行政，导致国家制度沉疴积重难返，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公正和谐，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重商主义背景下，去道德化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一种残酷的现实，每个中国人都只能接受这种“活在当下”的无奈。在金钱这种摧枯拉朽的强大力量面前，道德作为社会较高理想已经彻底破灭，社会整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作为社会文明秩序底线的法律，在法治建设举步维艰的现实困境中，反而日益走向被虚化的境地。

法律的虚化使法律成为一种精美的摆设和权力的借口，使社会秩序底线彻底失守。混乱和无序化是一个社会全面走向乱伦的必然结果。

在法治丧失的同时，道德又一次被祭上神坛。道德成为粉饰乱伦的廉价脂粉，正被四处擦抹。这种道德擦抹以“替天行道”的、文革式的暴力方式周期性、螺旋形的进行。

这种道德暴力呈现出两种明显的差异，或恃强凌弱，或以卵击石。话语权决定了道德解释权，因此话语权从某种意义上也就是道德权力。话语权小，那么道德权力就小；垄断了话语权，那么也就垄断了道德权力。权力因此神化为道德的化身。一个更大的权力可以肆意地被用来污蔑、抹黑、妖魔化任何一个更小的权力。这种博弈没有任何悬念，因为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明确规则。权力的大小即决定了博弈的结果。

可以简单的说，一切权力都来源于暴力，一切权力的运用都是一种暴力。所以，在一场权力博弈中，暴力就是它唯一的表现方式。权力社会也就是暴力社会。

官方（政府和官员）依靠对国家机器（宣传机器和暴力机器）完全支配权力，往往呈现出恃强凌弱的霸道面目，可以任意制造一种道德借口，对一切被它视为“不道德”的个人、组织、事件进行一场完胜的道德讨伐。同时，这场道德暴力讨伐常常以法律暴力为辅助手段。

而众多个人和民间组织在求助法律无望后，则只能依靠自己绵薄之力，对强者（富豪、官员、政府）展开以卵击石式的道德抗争和暴力讨伐。如杨佳以玉石俱焚的精神对非法作为的警方进行暴力批判、唐福珍以自己的生命谴责官方的非法暴力强拆等。近一个世纪以前，一个叫贺龙的湖南农民手持两把菜刀闯入国家税务局，杀死数名税警；今天，一个叫刘赘衡的湖南公民用精确炸弹袭击了一座政府税务局。

网上报道：上一周，即8月3日下午，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连介镇，一对骑摩托车的夫妇停下车，丈夫去买矿泉水，妻子看着车，这时候，来了10几名城管要把摩托车拖走，妻子不从，被城管打得鼻青脸肿，买水回来的丈夫与城管理论，也遭到殴打，夫妻两人报警后，警察到场反而更凶残地殴打丈夫，而且丈夫被踢得下体受重伤，受重伤的丈夫被医院拒收，导致民愤大爆发。后续：连介镇数千民众聚集到连介镇派出所前，砸烂了派出所的门窗玻璃，并掀翻了数辆警车；当局增派内江市全部警力及上千防暴警察到场镇压，引发了因拆迁、受城管欺压而与政府长期积怨的民愤大爆发，上万连介镇民众整夜在派出所前，与武警、警察展开激烈对打，打伤了30多名警察，包括威远县公安局副局长张可；民众毫不退缩直到4号早晨7点多，警方抓了十几名民众才暂时将事件平息下来。

当下中国官方高调发起的“反三俗”道德运动是最新的一场道德暴力讨伐。代表中国社会草根精神的郭德纲成为这场暴力讨伐的第一个祭品。一切均有官方发起操纵，而一切又与法律无关。道德是唯一的武器，暴力是唯一的形式。“封杀”代表蛮横的暴力、“众怒”代表强大的力量、“恶俗”代表不可挑战的道德权力。这就是官方的三个代表。

相声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庸常的民俗，它也不可能承载假大空的主旋律。相声作为一种中国民间传统讽喻艺术，一直是官方的眼中钉肉中刺。相声在民国混战的言论宽松时期崛起，在言论钳制的当代没落。在失去了其草根性质之后，相声终于沦为官方酒宴上的小丑。

赵本山通过投靠官方获得一种草根的胜利，而与赵本山那种农民的狡黠不同，郭德纲始终携草根之势，在官方面前桀骜不驯。郭德纲用他精彩的作品，一方面带来一场席卷中国的庶民狂欢，一方面也展开了一场对强者的道德讨伐。因此郭德纲使相声艺术死灰复燃，甚至说获得重生。如同姜昆在官方获得了成功，郭德纲则在民间获得了成功。

如同有人嗜好臭豆腐，从芙蓉姐姐到凤姐，从超女到非诚勿扰，“恶俗文化”只是娱乐化时代的必然结果。在重商时代，小众的艺术必然将走向大众的娱乐。阳春白雪因为曲高和寡而灭亡，下里巴人因为喜闻乐见而繁荣，这是一种历史趋势，任何人无力阻止，也没有理由阻止。在中国，这种恶俗是对官方宏大叙事高亢硬响道貌岸然假大空的一种反动，解构和消解了官方的虚伪和神秘。

在法治建设彻底失败后，中国官方挥舞着道貌岸然的道德大旗，展开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道德讨伐。郭德纲与张悟本、唐骏一样，都是这场讨伐的牺牲品。具有中国传统的道德讨伐，向来是只打妓女不骂嫖客的，乃至强奸幼女可以变成小学生卖淫。郭德纲们因此被描绘成“低俗”的妓女，受到官方最恶毒的暴力诅咒。

道德暴力滥觞于毛时代，一切古老的、优美的、精致的东西都遭到毁灭，“批倒批臭”、“臭老九”、“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语言暴力构成官方的唯一话语方式。不骂人就不会说话。这种道德暴力甚至泛滥到人性难以承受的地步，人的一切都道德堕落和道德邪恶的东西。在《红灯记》中，李铁梅没有男朋友，李玉和没有老婆，李奶奶没有老公，三个畸形的人满腔怒火一脸正气，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道德典范。可以说，在道德暴力下，不仅没有性，也没有爱情；不仅没有家庭，也没有人性；有的只是谎言伪善、扭曲变态、残酷暴力。

道德对法律的褫夺使形同虚设的中国法治更加脆弱，道德运动使一个去道德化的社会进一步走向失去法律约束的暴力化。权力在一个无序乱伦的暴力社会乘机装扮起上帝和救世主的角色，使权力更加不受制约和危险，最终威胁着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