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道德化时代的道德焦虑

亚当·斯密年轻的时候，写了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试图解释道德的重要意义。事实上这本书几乎没有带来多少反响。很多年以后，他以《国富论》一举成名。他论证了金钱是一种伟大的力量，是金钱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而不是什么仁义道德。从某种意义上说，唯利是图和去道德化是资本主义的本能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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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褒贬中国传统文化，中西文化的差异之一就是中国传统的泛道德化色彩。无论儒家也好，道家也好，甚至佛家，道德教化和道德洁癖一直是传统价值观的核心文化。甚至贫富都是无所谓的事情。这种泛道德化发展到极致，近乎变态。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到“君子固穷”，从“贫贱不能移”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道德如同二十四孝一般，乃至成为桎梏中国社会发展的锁链。比如将技术应用和创新贬斥“奇技淫巧”，将外来文化贬低为“蛮夷”。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动力就是占据道德至高点，以此道德优势来建立自信和傲慢。

与其说马克思是经济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位道德家，他与资本主义的仇恨不共戴天，当然他更仇恨贵族精神的封建主义。正如当时的中国人鄙视西方“蛮夷”，马克思也极其鄙视“亚细亚专制”的中国。

至少在道德感方面，中国文化与马克思文化找到了共同语言——过去的现在的都是邪恶的，只有未来才是正义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都是腐败的反动的，都要灭亡。人人皆尧舜的未来才是好的。

人类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是战争所推动的，或者说是人与人之间的压迫、奴役和屠杀。人类社会与丛林社会从残酷程度上几乎是相同的。所以当达尔文发现动物世界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进化法则时，西方的资本主义拓荒者和先驱立即竖起社会达尔文主义大旗，将自己屠杀奴役原始土著民族的行为赋予上帝的旨意，而西方人不仅是顺应潮流的强者，而且是优等民族——其他人则是劣等民族。

尼采和法西斯主义则将这种去道德化发扬到极致。适者生存变成了强者生存胜者生存，这种反道德思潮随着八国联军的炮火将2000多年中华优越感扫荡一空，中国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自我危机和道德危机。发轫于五四运动的自我否定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至今尚未结束；而廉耻感和罪恶感在上世纪后半叶更是遭到彻底的消磨。

人的反道德化倾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度被封为圭臬，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胜者为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厚黑学狼图腾等等法西斯主义，一直是社会学意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即使被奉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开拓者，哥伦布麦哲伦无一不是杀人越货的海盗。

客观的说，滥觞于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嬗变，资本主义使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数百倍的增加。人类在拥有极其丰裕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争取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利和精神自由。马克思诅咒资本主义说：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鲜血和肮脏的东西。

除过马克思以外，几乎所有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都坚持“去道德化”。资本主义发迹于奢侈品，而奢侈品本身就是反道德的标志。从酒、香料、茶叶、鸦片到烟草、枪炮，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大量的雇佣童工和血腥剥削、还有贩卖非洲黑奴、对新大陆土著进行种族屠杀、对其他地区进行殖民统治、乃至两次席卷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大战……这些都是资本主义高歌猛进的“征途”和“战绩”，几乎每一步都是罪恶的、反道德的，但都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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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切都是平衡的，有代价的，或者说有回报的，那么今天我们的富裕何尝不是建立在对父辈、对穷人的残酷剥夺上呢？1960年的原子弹和人民大会堂不正是建立在数千万饿殍白骨之上么？

毛时代基本秉持军国主义思想，一切以先军主义和国家主义为核心，不择手段地进行严酷而血腥的原始积累，这种积累的残酷程度甚至超过西方原始资本主义的积累阶段。其特征就是极端的去道德化和道德焦虑，在整个社会道德崩溃互相撕咬互相出卖的同时，爱情、文化、艺术和性被压抑到几乎窒息。宣传机器则以大公无私拾金不昧英勇献身来进行道德说教，以划清界线人身污辱游街群殴杀戮等公开暴力和持久恐怖，来宣示统治者的道德优势和道德洁癖。反道德和泛道德同时出现在一个狂热失序的中国。在这种道德亢奋中，国家的领导者被崇高化和神圣化，成为道德的楷模和完美的教主，最后神化为上帝。

资本主义是重商主义的高级阶段，政治在资本主义阶段被刻意的道德化。而在中国，政治始终是道德的化身，道德也被赋予政治的功能。或者说，道德被政治所“代表”，以政治的“先进性”和“伟大光荣正确”来鼓吹其道德的优越感。

当很多年前中国人一起大喊“发展（发财）是硬道理”时，我们已经踏上了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征途，这是一条通往财富之路，也是一条血腥之路。富裕必须的代价之一就是去道德化，只有去除道德束缚，资本主义才能落土扎根。我们这么做了，所以我们终于富了。

当然，我们常常把三聚氰胺当成牛奶，我们常常把穷人从我们眼前赶走，即使他们下跪自焚，我们都无动于衷。

原始资本主义的血腥道路从某种意义上是人类的一场灾难，在取得经济进步的同时，其巨大的道德成本使一切进步都变得毫无意义。因此，资本主义后期开始进行一场波及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等所有领域的社会革命，在宗教狂热逐渐消解的背景下，社会道德重建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正义和文明开始得到广泛的尊重。这是马克思所没有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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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一种支撑，一种不可或缺的价值支撑。道德不仅规范了我们的行为方式，甚至为我们树立了人生的目标，标明了人的价值本身。道德的基础构成使我们不得不寻找到了一个叫“面子”的东西来代替，以此来换取发展、发财。

面子是一种伪道德，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聪明者应用自如，迂腐者信以为真。这种伪道德在资本主义发轫之初即土崩瓦解。上帝不过是一种施行罪恶借口——因为上帝总是会宽恕人类的一切罪恶。

如果说，法的精神是西方文化的特点，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常常以道德为人之根本。事实上资本主义在中国落草为寇，最大的成效就是推倒仅存的那个道德牌坊，道貌岸然如同孔乙己一般沦为市井文化的笑柄。

当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代替“红宝书”成为中国人的圣经时，一个去道德化时代来临了，它宣告了新中国人的解放，我们可以大胆地拥抱金钱——不管是你的，是他的，还是我的，统统都是我的。成功是一切，结果是一切，发财是一切，其余的都是手段问题，而手段只需要从成本考量，同时，道德不构成任何成本。

去道德化时代最大的特点是社会的彻底无耻化，官员以公权力来勒索公民，国家暴力滥用合法伤害权，老师医生干的是绑架劫持的营生，作为社会秩序底线维护者的法官公开出卖正义……

在一个用机枪坦克屠杀学生的国家，就像一切充满阴谋的宫廷政治一样，结果正确可以证明手段正确，在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大行其道之时，不择手段成为一种常用的手段。因此，牛根生们不会为被毒奶粉而道歉，只为危机公关不力而郁闷；文强南勇们不会因为贪腐丑闻而感到羞耻，只为官场的失势而抱憾；郑民生们不会为杀戮学童而羞愧，只为经济失意而愤怒；穷凶极恶的城管们不会怜悯艰难求生的小摊贩，只为抢劫“战利品”而庆贺；暴力拆迁者也不会对迫害一个守法公民的家破人亡产生任何罪恶感，他只是为了一份奖金；狱警不会觉得虐待囚犯有何不妥，因为只有虐待才能勒索到钱财。

从杨佳到郑民生，不难看出一种出自道德讨伐的心理基础。这种道德讨伐一直是中国反精英群体对精英群体的话语方式。精英们“奉天承运”，反精英们“替天行道”、“杀富济贫”。道德至高点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合法的权力来源。

面对所谓的礼崩乐坏世风日下，江朱时代曾推出的“以德治国”和胡温时代的“八荣八耻”都是对去道德化时代的反弹，只是这种反弹仍未能跳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窠臼，很快就沦为资本狂欢背景下的政治笑柄。去道德化的经济模式以反人权和低人权为国家比较优势，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沦为人类圆桌上的小丑，甚至被指为“流氓国家”。

当下，中国官方又一次陷入一场反低俗的“道德运动”之中，这种道德焦虑跟癫痫一般，一直在周期性地发作。从1980年的邓丽君、口红到今天的超女、歌厅、网吧，无能的执政者一方面在制度建设方面毫无建树，在社会公平方面毫无诚意，在民主正义方面猥琐逃避，另一方面，却舍本逐末地一次次掀起全民道德运动。从张捂本的学历追究到唐骏的文凭，一场道德狂热带来所有参与者的道德满足——对道德焦虑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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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道德化的经济道路上，深受君师文化和道德优越感传统熏陶的中国社会时刻忍受着道德的煎熬，这种道德焦虑在精英阶层更加明显。当精英阶层彻底满足了物质优越之后，道德优越成为一种最普遍的饥渴。在去道德化时代，道德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或者说，当金钱成为美德之后，美德将不复存在。

对道德的急切需求最后演化出畸形的道德焦虑。这种道德焦虑以道德敲诈、道德迫害、道德歧视、道德标榜和道德狂热为主要表现方式。

在汶川地震之后的全国募捐运动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入一场道德敲诈之中，范忠美章子怡和王石只是这场道德敲诈的祭品之一。与此相反的是，艾未未先生所展开的理性的公民自救运动，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遭到冷遇和打压。

道德迫害在层出不穷的警察虐待妓女和将犯罪人（嫌疑）游街等官方丑闻中表现最为典型，执法者公然违反法律，如同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迫害“女巫”，他们“正义凛然”地披起道德裁判的画皮，非法侵犯和迫害弱势公民。可以说，对“换妻”事件的法律审判本身就是官方的道德越轨行为。

道德歧视已经成为一种中国特色，对农村和城中村进行肆无忌惮治安扫荡，对农民工等群体的歧视更是无处不在。这种歧视文化早已经成为中国春节电视晚会的主旋律。

道德标榜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以吏为师”和“以君为师”，官场变成秀场，做官如演戏，老练的官吏们个个是作秀的高手，道貌岸然和男盗女娼做到天衣无缝。深入基层、亲切慰问、艰苦朴素等等，一个个大小影帝栩栩如生简直如同上帝下凡。

在原教旨意识形态崩溃之后，道德狂热成为官方的救命稻草，从对中小学生进行的“思想道德”教育，劳民伤财大张声势的尊孔拜黄祭祖，到持续不断的“学雷锋”运动和“感动中国”评选，道德始终没有回到其应有的民间位置。打击网吧、扫荡“天上人间”、“扫黄”等成为官方陷于道德狂热的标志性事件。道德狂热现象深层原因是道德缺失和道德焦虑。

在唯发展论的国家利益面前，国家就是一个巨大的公司，一个拥有暴力机器的公司。这样的国家本身就颠覆了国家应有的道德伦理。无论茅于轼易宪容还是陈志武，这些有良知的经济学家都是从起码的道德角度来批判这个国家的，而不是用什么高深的经济理论。

从毒奶粉毒疫苗到铅污染毒泄露，去道德化使发展本身没有任何道德成本，因此发展才取得显赫的成绩。正如同屠杀印第安人和奴役黑人无罪，所以才有了新大陆的暴富。巨额的道德成本因此会在历史层面累积，而不会自然消失归零。这种道德成本总有一天需要偿还，当它被承认是成本的时候。但目前，道德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可以为所欲为，或者说，我们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对祖先、对后代、对穷人、对富人、对公民、对国家、对人类、对地球……

西方有句谚语，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道德是上帝的事情，法治是凯撒的事情。在没有上帝的中国，凯撒就是上帝。或者说，凯撒总以为自己就是上帝，特别是当他狂妄到不知自己是谁的时候。当然，上帝总是在不怀好意地看着愚蠢的人们，等着有一天宽恕他们——虽然中国不宽恕文强——其实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一个去道德化的时代，无耻是一种常态，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无所不用其极。GDP主义本身就是唯利是图的吃屎哲学，只有每个人都吃屎，才能拉动GDP。如果用道德的尺度来衡量中国，那么居者有其屋的廉租房制度应当代替血腥空置的房地产，廉价而充足的客运能力应当代替空荡荡的高铁，阳光法案和陪审制度应当代替“双规”和美女法官……但这个时代与道德无关，如果用道德来评判这个时代，无疑是用错了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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