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出版了

王小波活着的时候常常感叹：出书比写书难。因为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所有发言权都被“王做鬼”、“余含笑”这样的“专业作家”垄断着，所以王小波到死也只是个籍籍无名的业余作者。

本人也是个业余作者，好在现在有互联网，这里如同奥运会期间紫竹院公园的一小块草坪一般，光荣正确的官方多少仁慈地给予在中国的人类一点发言权，以体现中国的言论自由。这充分说明中国人的嘴巴不仅仅是用来吃饭的工具，虽然中国的吃文化是人类的骄傲。

除过接吻口交和吐痰，说话是嘴巴的最大功能。或者是，说人话说真话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历史学上认为，语言是人类区别与动物的第一分水岭，其次才是工具和火。可见人说话的历史很久远，比政治和国家出现的早多了，更不用说比那个什么什么党了，即使最早的党——阉党也才仅仅2000多年历史，而人类说话都已经10几万年了。

一本写职业人格的书，在中国出版，仍然被阉割尽了所有的私处，可见书籍审查者的精液精神，甚至不惜让人上文接不上下文。这让我想起鲁迅当年的“（此处被删去多少多少字）”的注解。

中国每年出版的书很多，以至于在中国，图书沦落到被按斤出卖的地步，与卫生纸几乎是一个卖法。但实际真正的好书却常常买不到，有些只能去外国买，比如许多论述中国的好书往往只能在国外出版。

这是中国读者的悲哀，也是中国作者的悲哀，更是中国书商的悲哀。

所以，没有人奇怪，一本讲述食疗的书，竟然引来国家卫生部的官吏们干戈讨伐。

王小波生前只出版了一本书，还是用的境外书号，这跟盗版没什么区别，而且还是自费的。这让我想起我的一个好朋友，他酷爱书法，每日临池不懈，偶遇赏识者，必认真铺纸作书，然后找人装裱，亲自登门送去，当然还免不了请人家吃一顿。不管是吃人嘴短还是拿人手短，反正人家对他的作品总是赞不绝口，当然这人品更是没得说。

当初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印成书后，叫做《王二风流史》，甚至可以想象封面更是何等香艳了。即使这样，王小波每天骑着自行车，流窜在北京的胡同努力“贩黄”，到死还是没卖出几本。不知是什么玩意儿，愣是把一个好好的作者改造成一个跟卖废纸一样“贩黄”的小贩，这不能不使人悲哀。

其实后来《黄金时代》卖得挺好，可惜王小波已经不在了。

这书仅仅写作了数月，而审查出版却用去了一年。我当初写的是《职业人格》，在街上卖的却是《找准你的职场定位》。虽然封面上还是我的名字，但我却感到陌生。

按照图书的惯例，一般在书中会有一个作者简历，比如哪个大学毕业的，担任什么顾问砖家，获得什么克莱登大学西太平洋大学教授博士称号，获得什么诺贝尔奖金鸡奖百花奖。更有些比较凤姐的还要把自己的裸照大大的印上去。如果像宋山木一样做到最高境界，甚至直接在封面印上自己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像。我就一在建筑工地厮混的农民工，连大学文凭也没有，这简历编辑看了就紧赶着忘了。

想想去年，我随手写了一篇《白领陨落黑领升起》，不知被哪个好事者冠上郎咸平的名字，这“黑领”立马火了。就好比郎咸平唐骏冠上美国博士立马火一样。有时候说，这世界真好笑。

以前包工头是有钱人，现在包工头都跳楼了，而大学教授成了有钱人。一个大学教授愿意出钱购买这书的署名权，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划算的买卖，就打电话给出版社——而书竟然已经进印厂了。看来印刷要比审查效率高得多。所以这书留下了2个遗憾：教授未能将他的名字印在封面上，而我失去了一小笔外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