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消费者到公民

当我们提倡母乳喂养的时候，才发现人类正在喝着其他动物的乳汁长大；

当我们忘记国货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

“三个代表”贾平凹写小说，说一农民最大的愿望是娶一城里婆娘，实在娶不起，哪怕找一城里的性工作者“工作”一下也好。大概是农村的女人风吹日晒皮糙肉厚，城里的女人养尊处优细皮嫩肉。后来一农民勤劳致富发了，进城找女人，果然找到一霹雳娇娃，边工作边聊，原来这娇娃竟也是刚从农村来的……当然，贾平凹们基本都娶到了城里的婆姨，路遥甚至娶了个首都北京的婆姨。

类似的故事有很多，比如张三发了，出了趟国，当然不是非洲或阿尔巴尼亚啦，买了许多“外国名牌”回来，给大家卖派：瞧，还印着洋文呢——MA DE IN CHINA……再比如，李四升了，出国考察，考察的第一站就是红灯区。

中国传统上没有国家这个概念，叫做“天下”，天底下就我们啦，边远蛮荒地带或许也有人，那些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都是些比较愚蠢的蛮夷。郑和下西洋就是去给蛮夷“送温暖”的，让他们体会下我天朝之仁慈慷慨和富庶。

当1840年的炮火在海上响起，中国的权贵们还以为这些蛮夷来要饭了呢。圆明园化为灰烬，慈禧挟持光绪一路裸奔，这场武器的批判打掉中国的傲慢与偏见，也打掉了中国的自恋和自慰。割让香港的《南京条约》甚至专门有一款写明，以“洋”字代替“夷”字，以表示对外国的尊重。

作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使“洋”文化进一步普及。洋布、洋火（火柴）、洋丁、洋车、洋房、洋灯、洋戏、洋话、洋人……等等，许多词甚至一直沿用到现在。洋气成为时尚的代名词。直至随着五四运动而来的德先生赛先生（科学与民主），西方先进文化在西方先进商品之后形成更大的历史冲击波。

五四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彻底颠覆了传统中国。自由、民主、人权等思想启蒙了中国，国家概念第一次变得清晰起来。基督纪年的西历代替了中国传统天干地支的农历，星期制和24小时制全面施行，西医代替中医，太监和跪拜被禁绝，汉语拼音代替传统记音，甚至鲁迅胡适蔡元培等提出以拼音代替汉字。

在新军崛起之后，中国全面进入热兵器时代。与此同时，教育上以洋学堂代替私塾，大学教育拔地而起。政治上也进一步“与世界接轨”：政府代替衙门、警察代替衙役、法律代替王法、法律和法院走向独立。媒体的诞生使中国的民间话语生态从街头巷议走向社会政治层面，甚至成为第四种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彻底改变现代中国的布尔什维克正是在此背景下来到中国，并在这里生根发芽大成气候，乃至21世纪仍硕果仅存红旗不倒。

新中国60年历程中，前30年封闭内向，除过勒紧裤腰带“援助”非洲阿尔巴尼亚之类的“新蛮夷”——所谓“社会主义兄弟”，一方面疯狂地“超英赶美”“大跃进”，一方面彻底灭绝仅存的传统文化——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无数的古建筑、文物和城墙被捣毁，甚至故宫都差点被拆，大跃进中出现的齿轮崇拜、卫星崇拜、原子弹崇拜，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中国对西方科技水平的急切和焦虑。

后30年是开放的30年，归国华侨和海归是“最可爱的人”，好比之前“毛主席派来的”。西方的科技产品源源不断，外贸商店和外汇兑换券成为一代人显赫的标志。这一时期，还谈不上什么国货，只说“进口货”，“进口”意味着权势、意味着奢侈、意味着优质、意味着稀缺、意味着时尚。

这种进口崇拜从深层次上讲，是源自民族深深的自卑感和虚荣心。3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可以遇见这样的现象。比如某政府机关办公楼工程招标，要求所有的电梯、空调、电器设备、装饰材料等等必须原装进口，哪怕一个小小的卫生间照明开关，也必须用原装进口的西门子。

国货的提法准确的说，是一种政治介入经济的社会文化现象，它第一次成为思潮是在1930年代的上海，日货倾销半壁江山的中国，国货遂成为爱国的标签，乃至发生了许多爱国愤青捣毁日货商店的事件。

今日之世界已经实现全球一体化，WTO使中国在经济上彻底成为世界一分子，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乃至西方人惊呼没有中国将无法生活——吃的穿的用的无一不是来自“中国制造”。

中国的低人权优势使“中国造”价廉物美，从而引发西方累累对中国施以反倾销惩罚。这些经济纠纷曾激发无数中国爱国青年的“国货爱国”。但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国货爱国往往不堪一击。

许多所谓的国货其实并不是“中国制造”，而仅是“中国加工”。许多所谓的外国货则由中国企业代理销售，甚至原料来自中国，合资、独资使所有产品都跨越了国家概念，用国家这种政治概念来定义经济领域的商品性质肯定显得牵强附会。

人的启蒙首先是自我的觉醒，我们的国家概念刚刚形成，就面临着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欧盟模式让世界看到一个未来，国家不是人类的最终归宿，只有地球才是。世界经济一体化使公司这种社会组织成为超越国家的全新人类组织。

当三聚氰胺丑闻彻底玷污了“国家免检”的时候，我们能作何选择呢。一个国家的品牌形象和商品品牌一样，需要很多年才可以形成，这里有一种信任和责任。

当“国货当自强”成为一句广告词时，我只感到一种煽情和迷惑。脑白金的中国，我们绝对无法拒绝所有国货的电脑里有一颗英特尔的心。

娃哈哈饮料、汇源果汁、中华牙膏等等都是在中国生产的，但企业却是全球化的国外公司。国货即使不是一种狭隘的词语，至少也是一个过时的词语。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在商品面前，我们只是一个普通消费者。一个基本的常识是，消费者应当是理性的，他对任何商品的消费都在为国家贡献税费。消费者的权益和公民的权利是两回事。爱国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国货则很小。道德来源于信仰，法律是正义的底线，“国货爱国”是一种道德标榜，甚至道德胁迫，与正义无关。

国货与国学一样，是一种无意义的自慰，与传统精神无关。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只在民间，只在草根那里。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只有母亲纳的鞋和妻子手织的毛衣才值得永远珍藏。国货与国学一样，只是一个牌坊，被精英们立起来，代表自己很贞节。

王石曾经说过：“­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里，全球的投资者通过资本市场购买世界各国上市公司的股票，对于知名品牌来讲，你已很难判断他的实际国家属性，也许一个上百年的法国品牌的控制人已经更换成日资，而不被消费者知觉。对于消费者来说，只要品牌的风格没有改变，资本属于哪个国家的投资人控制是无所谓的。”­

一个消费者在消费商品的时候，即被中国政府“偷偷的”征走了税，他就“被”作为纳税人。在国家层面，政府要求每个人都要“爱国”，人们也是政治商品的消费者，就后者而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公民，不仅是中国公民，也是世界公民。

尽管在这个去公民化的神奇国家，我们只是一群没有公民权的“普通老百姓”，但走出这个国家，你作为人类，就是一个有尊严的世界公民。一个国家，没有伟大的消费者，就不可能有伟大的企业，更不可能有伟大的公民。让我们先从一个勇于捍卫自己权利的消费者做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