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统治世界
2016-12-12 23: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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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经济史研究权威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古代中国的GDP总量几乎一直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也包括中世纪的欧洲;直至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中国GDP仍占世界总量的1/3,而2003年中国GDP 占全球的比重仅为这个数字的一半。

如果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来看,古代中国和中世纪欧洲基本接近,甚至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也没有太大的增长。这其实是农业模式下人类历史的常态。从公元1500年到2000年的这500年,欧洲(主要是西欧)与中国发生彻底分化。事实上,1950年的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与2000年前的西汉时期并没有多大差别。而进入现代工业模式的欧洲却一日千里,人均收入增长了6倍。

中国人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1950到2010年,前30年,在城乡隔离的计划经济桎梏下,中国人均收入增长不到2倍,而农民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后30年,借助西方资金技术和全球分工体系,中国几乎是一夜之间从古代跳进现代,从农业时代跨入后工业时代,人均收入暴增超过10倍。60年间总共增长了20倍左右。

当然,在这期间,欧美等先进工业国家人均收入也增长了20倍。中国追赶了500年,从人均收入而言,依然是排名100多位的穷国。中国之“穷”,只是因为其他国家“富”的缘故,其实与以前的中国相比,今天的中国已经“富”得超乎想象。而当下中国的这种“富”,几乎可以说完全是拜“西方列强”所赐,中国唯一做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国门。美国人威廉·钱宁说得好,“一个国家,与一个人一样,它的尊严与力量,和它打破孤陋寡闻的程度相一致。”

百年前,梁启超曾提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以及“世界之中国”的说法。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同时,中国还获得了数千亿美元的国际援助,其中以日本为多。1992~2007年间,中国出口额增长了十几倍,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从180亿美元飙升到2330亿美元。2010年,中国以1.2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不断增长的GDP是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5倍,它让中国重新获得了15世纪欧洲列强开始兴起之前的强者地位。”

19世纪晚期的美国被当时很多人称为黄金时代,但却被马克·吐温称之为“镀金时代”——商业上的投机风气猖獗,政治上腐败严重,不少人以不正当手段发财致富,并以炫耀财富为荣。对照历史,就会发现今日中国有点像60年前的日本,100年前的德国或者150年前的美国。

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在过去一二十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外汇储备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越来越趋于纯粹生产型国家。实际上,中国消耗了全球一半或将近一半的资源,但中国创造GDP只占全世界9.3%。就中国本身而言,南方的工业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使干旱的北方深陷于农业困境,这对其脆弱地下水资源造成残酷的打击。再延伸一步,地区间的差距与城乡差距同样悬殊,在中国31个行政区之间,居民的人均收入差别可以高达10:1,这种“富饶的贫困”自1978年以来几乎没有改变。

“中国崛起”虽然离不开自身的改革,但更离不开经济全球化。加入WTO以后,中国才真正开始快速发展。作为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最大的制造和加工中心,没有全球化,中国不可能用30年走完西方国家用200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经济学家们都承认,中央计划经济在把社会从农业化的贫穷拉入工业化时代方面往往是卓有成效的,尤其是当实现这一转变所需的技术已经在别处被发明出来的时候。从某种程度上,苏联当年也曾发生过类似的“经济奇迹”。用麦迪森的话说,“任何处于这种相对落后状态、远离现代技术前沿的国家都有可能实现快速增长,其条件是它们可以有效地动员和配置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可以把外国技术与国内要素协调,并且能够利用与世界经济接轨所带来的种种机会实现专业化。”

美国未来学家康恩把有利于晚起步的现代化国家的因素归纳为10种:1获得资本、市场和技术;2劳动力输出;3引进面向出口的工业;4旅游事业;5技术转让;6具备有用的榜样、体制和个人;7输入污染和卑下的劳动;8进口货替代;9正常的外部稳定;10外国援助。

经济学家陈志武指出,天时地利人和,发生在最近30年的“中国奇迹”离不开外部因素。无论从技术发展角度,还是从国际秩序变迁来说,晚清时期和民国时期都不可能出现这种快速增长。当时的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关税壁垒森严,盛行弱肉强食的达尔文主义,要发展经济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做后盾,所谓“强权即公理”。“19世纪的口号就是生存竞争、竞争、阶级斗争、国与国之间的商业竞争、武装斗争等等。”晚清名士杨度说,“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各国对于内皆是文明,对于外皆野蛮,对于内唯理是言,对于外唯力是视”。这种无序和失序使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根本难以进入国际市场。20世纪的运输革命和信息革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世贸体系与和平环境,这种现代全球新秩序依靠的是规则,而不是船坚炮利;中国即使没有强大的海军,照样可以从全世界接单,并把产品卖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这在之前的帝国时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换言之,中国所谓的“后发优势”完全是“借用总体的发展机会,搭上世界全球化的便车”。

赵鼎新先生认为,中国的成功主要就在于民族国家建构和市场建构的成功,而这正是西方世界得以兴起的两大支柱,或者说是现代化的核心。在这场现代化进程中,从资产阶级的五四运动到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几乎被铲除殆尽,但对当代中国而言,或许最大的障碍依然是“李约瑟难题”。在传统宗法文化的路径依赖下,非正义的特权政治始终桎梏着中国难以跳出历史的轮回和革命的陷阱。自然经济结构中的狭隘旧习、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残酷与幼稚、现代社会机械理性化的种种弊端,以及后工业社会特有的道德贫困,都在同一时空的中国暴露无遗。杨小凯先生曾经提出“后发劣势”的观点,因为“山寨”和模仿而轻松获得的“暴富”,会使后发国家产生“错觉”,丧失技术创新的动力,甚至更加趋于保守和拒绝制度变革,从而牺牲持续发展和更美好的未来。麦迪森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高速列车将在2030年到达“超英赶美”的终点,“当中国在接近这一收入水平时,技术进步的成本将要变得更高,这是因为创新将要取代模仿”。

不管对未来进行怎样的推断和想象,至少当下中国正在佳境,这是前人和古人做梦也想不到的,但也不尽然。100多年前,清廷派驻英伦的使臣薛福成论中西之变——

“夫衣冠、语言、风俗,中外所异也;假造化之灵,利生民之用,中外所同也,彼西人偶得风气之先耳。安得以天地将泄之秘,而谓西人独擅之乎?又安知百数十年后,中国不更驾其上乎?”

几乎就在同一时期,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这样想象中国的未来:

中国人的人口几乎相当于欧洲那么多;对许多欧洲人来说,“认为中国人全部是‘低等种族’,比照他们的生活费,可以生产最大的剩余产品,最适合于工业剥削的目的。总而言之,西方的投资者和企业经理们好像是在中国找到了一个劳动力矿藏,远比那些吸引他们去从事帝国冒险的非洲等地的金矿或其他矿藏还要丰富。这个矿藏是如此巨大而无限,简直可以把西方整个白种人口提高到‘不劳而食的绅士’的地位,如同住在印度或南非的小殖民地一样,依靠劳苦的下等人的苦役为生。……一旦中国布满了铁路和轮船的交通网,劳动力市场的容量就会如此庞大,可以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先进的欧洲国家和美国要几代才能供给的所有剩余资本和企业能力。”

霍布斯还预言说,随着西方文明和工业化的到来,传统的中国乡村文化将会土崩瓦解,“在落魄的中国人中甚为显著的道德败坏,会随着家族权力的衰退而扩大,而自治的家族统治将为精心结构的司法机构和惩罚机构所代替。这种地方地位的崩溃,会使中国遵守商业信约的商业诚实习惯发生倒退。”

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一个最难解的谜,似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同的中国。在历史学家汤因比看来,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迄今为止,世界历史本质上是西方史。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状况将得以改变”,英国作家马丁•雅克做出了“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无限想象,“中国崛起为世界主要大国标志着西方普世主义的终结。”费正清当年说过:“中国可能做出的选择,中国一切历史事件可能流经的渠道,也许是一条比我们可以轻易想象的更窄的路。”

著名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曾预言,中国将在2030年达到世界经济总量的1/4,人均收入达到欧美日1990年的水平,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一”的节点将在2015年,但《瑞典日报》将这个时间提前了一年——

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2014年9月29日全球经济权力将实现引人注目的交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超过美国,荣升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自从1872年以来作为世界最大经济国的地位,在140多年后被中国代替了。但是从历史长河中看,从14世纪开始300多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的最大经济体。


(本文节选自《现代的历程》一书)


好消息:

《现代的历程》荣获

腾讯·商报华文好书”2016年度好书评委会特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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