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中国的现代革命
2016-10-10 13: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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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看来,现代化是一个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成正在发生着变化的过程。现代化并不仅仅是“工业化”或者是“西方化”,而是社会从整体上的一种进步和提升。《马关条约》进一步使中国走向开放,外资大量流入,这使中国迅速走出法治缺失导致的资本短缺困境。《辛丑条约》后,大势已去的天朝试图以新政挽回残局,一个被权力禁锢了数千年的古老民族终于走向自由,走向现代。

历史和时间似乎都是单向的,犹如一支离弦之箭。开弓没有回头箭,历史似乎想告诉人们,现代的大门一旦打开,就无法再关上。正如维新派领袖麦孟华所说:

天下无孤立之人,天下亦即无孤立之国。故立于列帮之间,无不有实际交涉之事。欲求自立,亦惟自强,从未有绝人而可以自立者。且海禁之开数十年矣,通聘之使冠盖相望,已通者不能复塞,已开者不能复闭,天地自然之理也。欲以五十年前闭关之策施之今日之外人,乃愚之不可及者也。


历史的逻辑

科学技术的基本原理便是逻辑理性。一旦一种新技术出现,就会迅速扩散,同时还有更多的新技术相伴而来。这种技术逻辑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

洋务运动以来,中国陆续引进了蒸汽船、钢铁制造、煤炭等现代工业,但对铁路和电报却坚决拒绝。“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在杯葛铁路建设中,曾经出使西洋、并乘坐过火车的清廷大员锡鸿的奏折很典型,其中有一段写道:“西洋专奉天主耶稣,不知山川之神,每造铁路而阻于山,则火药焚石而裂之,洞穿山腹如城阙,或数里或十数里,不以陵阜变迁、鬼神呵谴为虞。阻于江海则凿水底而熔巨铁其中,如磐石形以为铁桥基址,亦不信有龙王之宫,河伯之宅者。我中国名山大川,历古沿为祀典,明禋既久,神斯凭焉,倘骤加焚凿,恐惊耳骇目,视为不祥,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

技术逻辑很快便转变为历史逻辑,这场负隅顽抗最终化作一场“无可奈何花落去”。

一国创始是物,他国必渐皆踵为之,若有天意其间,非可以人为去取。即如轮船,华人始亦不愿仿效,乃今忽而二三十艘矣。有轮船即必多用煤,铸铁炮即必多用铁。煤铁不能常假诸外洋,故开矿之事又起。他日有以运煤铁工价之多、道路之难为病者,自然商及制造火车。此是事之相因而至,欲终拒之,亦不可得。

康有为以机器为由提出“断发易服改元”,“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衣服独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矣。且物质修明,尤尚机器,辫发长重,行动则摇,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也”。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世界的步伐迅速拉近,刚刚出现的电报拉开了民间邮传的序幕。在此之前,官方邮传网根本不受理民间通信。不过,电报在当时仍属于少数人的奢侈品。从天津往北京发报,一个字收费1角银圆,相对于30个鸡蛋。

早期电报用电线传输,当时人们对“电”这种新事物都感到不可思议。光绪十八年(1892)三月,陕西巡抚鹿传霖奏称:“窃查陕西栽立电杆,创始于光绪十六年秋,迄今二载,相安无异。……适值疫疠盛行,愚民无知,谓是电线传来;及去夏稍旱,又谓是电杆所致。”结果各地乡民纷纷“鸡毛传帖”,宣称“电杆致旱,纠约砍伐,此帖一到,上村传下村,一家出一人,如有人不出,必公共议罚。”

百日维新大大提高了官方对电报的重视程度,1900年爆发义和团运动时,中国的电报网已成雏形。慈溪颁布《宣战诏书》后,盛宣怀掌控的电报总局不仅拒绝转送全国,反而立即致电各省,“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从而出现了改变历史的“东南互保”。“电报赋予‘东南互保’以全新的政治内涵,其商议效率之高,实施速度之快、覆盖范围之广,别说大清开国二百年,就是中华五千年来,也是旷古未有的政治奇迹。”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清末社会思潮变化:“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亦屡挫于外敌,细民暗昧,尚啜茗听评逆武功,有识者则以幡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所谓“东南互保”,其实是一场捍卫中华传统文明的南方独立运动。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改革法令、“罪己诏”与《辛丑条约》一起出台,“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距离谭嗣同遇害不到3年,这次由慈禧发起的体制改革远比光绪走得更远。“取任人而不任法者,一变为任法而不任人”,中国迈出了政治现代化的第一步。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慈禧下《宣示预备立宪谕》;两年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十年后实行立宪”。

这场涵盖军事、政治、经济和教育的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加速了大众阶层的现代意识觉醒,也加速权贵腐朽势力的衰落。这正应验了两句话:“当政府不受欢迎时,好政策和坏政策同样的得罪人”(塔西佗语);“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托克维尔语)。


走出三峡

从神农时代以来,中国第一次走出农业传统,开始了一个工业化时代,电报、铁路、矿产、工厂、机器、城市化……一个天翻地覆的中国工业革命缓缓启动,尽管比西方晚了一个世纪。

林语堂说,“历史上中国的发展,是作为一世界以发展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一直到20世纪初,中国仍缺乏民族国家的概念,所谓的中国是一种文化概念、心理意识,而非具体的边疆、领域面积、国民生产总值、人口统计……现代印刷术不仅带来了现代科技,也带来了民族觉醒。

报纸的出现使言论自由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现代体验。1911年1月17日的《泰晤士报》甚至断言,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它正慢慢地走向现代化,然后突然有一天会急切地渴望扩张,如果不是为了报复欧洲列强对它犯下的罪行,或许就是渴望征服,渴望成为世界大国”。

袁世凯的新军在西洋乐器伴奏下,唱起了新军歌——

人心劖劖,日出巧机关,则道是开文治,化愚蛮,那知他文明越竟越凶顽。有人皆可到,无险不能探,说甚么火藏冰天,隔着有一万重坑坎,都则要填平地陷,仗的是械利船坚,到处来活把生人啖,自前朝已钻破了澳门山……

1825年英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到1840年,全世界的铁路总里程达9000公里,而中国这时还不知铁路为何物。从1880年中国建成第一条铁路和造出第一辆蒸汽机车,到1911年,中国已经建成铁路将近10000公里。孙中山对此并不以为然,“引进铁路或欧洲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措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贪污盗窃的门路,反而会使事情更坏。”

1911年5月9日,大清中央政府宣布了铁路国有的国策——

国家必得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画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支干,……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论。

1900年之前,中国几乎所有的企业无论成功或者失败,它们几乎都是官办的。进入20世纪后,私营企业逐渐崛起,特别是民营铁路公司的迅速发展,与向来主张以外国贷款修路的官方思路截然相反。这些私营铁路公司利用义和团运动激发的民族情结,将铁路视为国家主权,集资募股行动几乎变成一场爱国宣言,很多学生和店员也都加入认购大潮中。

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第一次出现了真正现代意义的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它们多少已经摆脱了国家权力的控制。股票与选票之间的同构性,激活了广大民众的权利意识。随后的铁路国有化终于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

对贵族统治者来说,维持专制政权最安全的办法是垄断一切,包括政治、军事、思想和经济。不幸的是,这一次他们失去的不仅是铁路,而是一个幸福的天朝。“革命告诉统治者这么一个道理:无论一个政府曾经有过多么大的功绩,它都有可能被它所统治的人民推翻,前提是这个政府已经腐烂透顶并暴虐得不可救药。”该发生的总会发生,伊藤博文在1909年就断言:“几乎毋庸置疑的是,太平叛乱发生时,满清已是山穷水尽,而戈登及其‘常胜军’阻止它遭推翻,进而阻挡了一个正常,有益的自然过程。自那以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他们值得一救。满清根本不值得救。而等到满清垮台,由于垮台是必然且不久后就会发生,动荡将更为暴烈,而且会拖得更久,因为那被延迟太久,老早就该发生。”

2300年的皇权体制结束后,中国进入现代的中华民国时代。讽刺的是,不仅铁路,几乎所有的重工业都很快被“国有化”。但实际上,中国还是那个农民的中国,不仅没有形成稳定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甚至连真正的无产阶级也难成气候。反而随着传统社会的崩溃,流民和暴力再次泛滥成灾。这不禁让人想起法国哲学家科耶夫的那句话:“中国推翻帝制的革命,不过是拿破仑法典在中国的引入。”如果这句话成立,那么或许是指孙中山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的现代民主方案。

《周易》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虽然鸣条之战被称为“商汤革命”,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革命并不多,王朝更迭只是专制皇权的周期性崩解,这种权力-暴力的循环轮回如同“鬼打墙”。秦以后,从文化上中国进入休眠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武昌起义无疑是一场革命。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国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就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旅馆名词灭。

唐德刚先生曾以“历史的三峡”来比喻中国的现代转型。他说,中国三千年来共经历过两次“转型”:第一次即“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使中国“从一个高等群居动物的部落主义转向一个以自由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制度;和中央集权,以高度科学化的文官制度为骨干的,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宇宙帝国”,这次转型肇端于战国时的商鞅变法,完成于汉武帝时的“盐铁专卖”,历时二百馀年。第二次则肇端于辛亥革命,将“从帝国制度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这一转型虽历时近百年,犹未告成;如舟行三峡间,沿途尽是激漩急湍,凶险万状。但“不论时间要拖多久”,这一转型必将完成,这“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都改变不了的”。

(本文节选自《现代的历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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